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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大雨倾盆，但云龙书院的铁粉们仍如约来到云龙书院。讲座的题目是《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主讲人、徐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张明从宏观、微观两个方面，为听众介绍了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和保护情况。无论是徐州剪纸、徐州香包、邳州纸塑狮子头、丰县唐人贡，还是江苏柳琴、徐州琴书、徐州梆子，在对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中，听众总能找到对往昔生活的技艺和徐州人独有的自豪感。

尤为精彩的是，张明主任还请来了我市的几位国宝级非遗大师，在现场带来了他们的拿手好戏。古琴、柳琴戏和琴书表演，赢得了现场听众的阵阵掌声。听众不过瘾，要求加演。大师们也在兴头上，见听众热情高，一曲接着一曲，好不过瘾。

徐州琴书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魏云彩和他的徒弟徐妮娜的徐州琴书选段

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是人民，为了这些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它终究需要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

“非遗”的发生和流传植根于人们的文化情怀。如冯骥才所言，没有情怀就没有需求，就算端午节拼命地挂艾叶、吃粽子也毫无意义。在徐州，如“子房山庙会”和“徐州伏羊食俗”这样传承多年的民俗就和徐州人的精神寄托息息相关。而如何挖掘这些古老仪式中蕴含的信仰、养生等理念，并将其发扬光大，使“非遗”在当前力倡重建礼俗规范的社会氛围中具备鲜明的时代精神，为“非遗”之路往纵深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年，由文化部和教育部联合推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首度将非遗传承的培训与推广纳入了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57所大学中。

在今年两会上，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越来越重视的。

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前行

从大学毕业后，张明就开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相关的工作，只不过当时这项工作被称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

“古琴申遗过程，我们经历下来。”经历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飞速发展15年的马盛德说，那时候文化部还没有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部放到了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古琴，这门艺术在人们视野里是非常边缘化的艺术门类，更不要说地方的保护了。”现任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巡视员的马盛德回忆说，他很高兴地看到，“非遗”申报成功后，现在各种古琴学习班涌现出来，不仅是孩子学，更多的是城市白领在学，大学里也有很多学生自发组织的古琴琴社、昆曲剧社等。

现代人通过这样一门艺术，得以和古人有了精神上的沟通。马盛德说，“跟过去比，古琴和昆曲的发展在这15年间是翻天覆地的。”

也正因如此，国家文物局将年的中国文化遗产日主题定为——“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

这要从年开始说起，年徐州的“非遗”保护元年。如今，距离这个时间节点，已有11年之久。

这11年来，徐州“国遗”、“省遗”均居全省前列；在年非遗普查验收中，徐州总分位列全省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荣获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先后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淮海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和一届全国性的中国剪纸邀请展……对于这份成绩单，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一个苏北的三线城市，能够在“非遗”保护工作上超越拥有丰厚文化积淀而且经济实力雄厚的苏南城市，成为“非遗”大市，成为江苏省的“模范生”、国家的“优等生”？

成绩的背后是徐州“非遗”保护工作者们10年不懈地坚守和努力。而10年之后，对于非遗保护，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思索：从街头小巷到田间乡野，我们将“非遗”淘出来，应该如何审视它的价值；吹散历史的风尘，我们应该如何将“非遗”的脉络与现代社会相接续？

斐然的成果

徐州虽小，文脉不绝。悠久的历史积淀造就了如珍珠一般难以胜数的“非遗”项目：能工巧匠烧出汉兵马俑，云龙湖畔飘荡着“拉魂腔”，窗户上大红的剪纸、窗花增添了年味，刘邦的传说讲述着作为徐州人的荣光……

自年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非遗资源普查以来，我市共收集“非遗”线索多达4.7万条，先后公布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两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十个门类。目前，我市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个（徐州剪纸），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8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28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人。

前不久，《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览》和《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和技艺作品集锦》出版发行。前者汇集了目前我市所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全书按照市级三批“非遗”项目公布批次顺序分上、中、下三册，每册内容均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十个门类，共收条目条，总字数约31万字，彩图幅，全方位呈现非遗代表作的文化魅力。后者主要收集了我市传统美术和传统技艺类45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的优秀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册，总字数2万余字，彩图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高的艺术价值，一些项目还辅以文字说明，兼具观赏性、史料性、学术性和知识性。

年6月8日，在这两套书的出版发行座谈会上，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朱世平有些动容地说：“这两套书是我们工作人员、专家、学者、传承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是我们10年辛苦工作的总结。我们的工作团队为徐州‘非遗’普查、保护付出了太多，李亚娃同志累到住院，6位刚刚大学毕业就被我拉入‘火坑’的‘80后’，吃住在办公室，有时候累到吃不下饭。对他们，我心中有愧。”

最初的迷茫

朱世平口中的李亚娃是徐州“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徐州今天的非遗保护成果。

年，国家文化部下发了一个关于“非遗”普查的手册，厚厚的一大本。可在当时，什么是“非遗”，怎样去“普查”，从上到下都是两眼一抹黑。当年，国家就要审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朱世平特意请来了国家级专家前来指导、授课，可他心里依然没底。在他看来，徐州真的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有国家影响力的人物和项目”，省一级的专家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搞。省里只给了大部分城市一个试点名额，徐州上报的只有睢宁落子舞。

年2月，朱世平调入市文广新局，负责“非遗”相关工作。年5月，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公布，整个江苏省只有37个项目上榜，徐州的数量则是大写加粗的“0”,朱世平坐不住了。

回到徐州,朱世平第一件事就是找来李亚娃商讨今后的“非遗”工作。“这项工作是个烫手山芋，其他城市都是把这个任务交给本市的文化馆或者艺研所、民俗馆，据我所知，全国只有我们一家是局里亲自抓的。”当时任文化局社文处处长的李亚娃颇有些无奈地说：“朱局就是这样的人，要不做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我也是没办法，摊到我身上了，就得去做。”

和李亚娃一起的还有刚刚考入市文化馆的6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被“抓壮丁”似的编入了“非遗”保护小组。“没人知道怎么做这份工作，也没人愿意去做，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活。”6人当中的张明回忆说。可是，朱世平的态度很强硬：“不做可以，辞职走人，把你们的工资省下来我找其他人做！”就这样，这6个人被“逼”上了漫漫“非遗”保护路。

“逼出来”的坚守

刚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李亚娃从上到下，给各级文化馆、文化站做培训，教他们申报材料该怎么写，可是绝大多数交上来的仍然不能用，她必须亲力亲为自己改；上报省级和国家级“非遗”项目，除了文本，还要视频和照片，外面找人拍一个项目，最少要元，怎么办？六个孩子分工，不会？不会就学！

张明，一个美术专业毕业的“80后”，硬生生地给逼成了一个集摄像、编辑、剪辑于一身的视频制作“全才”。“每年都是6、7月份搞申报，早上5点就已经到县里拍摄了，一拍拍一天，衣服湿了干，干了湿，上面都是汗渍，晚上回来加班剪片子，这两个月基本都是在办公室睡的。”至今，张明已经制作完成了9个国家级、68个省级、个市级申报项目的拍摄。回忆起当时的苦日子，张明都不知道自己那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原本以为来文化馆是件很轻松的工作，谁曾想会那么苦、那么累。”

努力终有回报。“非遗”工作很快就在全市推开，全省领先，年江苏省的“非遗”普查现场会在徐州召开；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中，徐州占了8席，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地市级前列；年，全省对三年普查工作进行验收，徐州在各市互查中，总分位列第一。如今，我市已逐步建立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和保护网络。

没有全市“非遗”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和满腔情怀，徐州“非遗”保护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年，市文广新局出《非物质文化遗产24卷普查手册》时，李亚娃因为劳累过度，每天发烧到38度，班是不能上了，各县市就把资料送到家里，怎么办？只能看！年底，她被查出淋巴结核，只得住院治疗。

非遗工作进行了这么多年，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在学习中成长，整个社会的意识也在成长。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知道‘非遗’这个词了，知道身边的一句方言、一张药方抄本、一声小戏腔调都是一条宝贵线索，是世代流传的文化因子，是塑造当下生活的历史力量，是构成我们整个民族的价值体系。”李亚娃说，这是最令她欣慰的地方。

对传承人及其技艺的保护，是“非遗”保护的核心。“要让传承人把从事‘非遗’工作当成他们向往的职业和事业去追求。现在他们渐渐都知道了，自己在做的事，如果中途就停摆的话，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朱世平说。徐州为此建立了一套访问制度，细致地关怀传承人的生活起居和传习活动，努力营造机会让传承人的手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传承人生病住院，文化部门也会派人前往探望。现在已经成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的张明，清楚地知道有哪位传承人已经不在世了。“从年普查到现在，剪纸省级传承人衡瑞侠、泥模省级传承人张君实、剪纸市级传承人陈永年、丁丁腔市级传承人杨德胜、铜山面塑市级传承人陈洪恩已经相继离世，他们有的还很年轻，只有五六十岁，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张明说。

一种活下去的生态

对于“非遗”保护的路径向来不乏争论之声。多数意见、也是目前普遍的做法，是通过政府引导、技术创新，使“非遗”项目在现代商业环境中更有生命力；反对这种变化的意见认为，不能原生态留存的“非遗”就丧失了其历史价值。

在朱世平看来，徐州的“非遗”保护工作者一直在寻求“把根留住”和“拓展空间”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同时，从民间组织到艺人自己，也都在开动脑筋，把“非遗”作品推向社会和公众，让“文化活化石”不只挂在墙上，更能参与生活。

“70后”美女艺人田密，祖上三辈都会做虎头鞋，她学这个手艺，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针线活，当初真没想过要把虎头鞋当作事业来做，毕竟现在穿这种鞋的已经不多了。不曾想，现代人虽然不再买虎头鞋走路，却被这鞋萌萌的样子和鞋上的刺绣和贴布工艺吸引。现在，虎头鞋是装饰品，是吉祥礼，一年参加几次展会，比被人们穿在脚上时卖得更好。在传承母亲技艺的同时，田密还创造了十二生肖鞋，用布、用线的颜色更大胆。在田密妈妈的眼里，虎头鞋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过。

遗产保护：如何与世界对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申遗”可以说成为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的重要途径之一。

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人们开始认识和了解“文化遗产”，这开启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化进程。从年，中国成功申报了故宫、长城、泰山等在内的第一批6项世界遗产项目，到年中国境内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48项。在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郭旃看来，世界遗产总数在30年间的跃升，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快速发展的生动写照。

除了世界遗产总数的增加，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不断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不断拓展，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逐步达到了国际水平。郭旃表示，如今，中国已经步入了与国际文化遗产界平等对话的新时代。

据国家文物局相关人士透露，中国有上百处景观或古迹准备申遗。而年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凯恩斯—苏州决议》，规定一个国家一年只能申报一个专案。因此，中国要完成目前所有项目的申报工作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之所以出现如此浩大的世纪工程，除却我们对自身文化遗产的重视，经济利益无疑也是重大驱动。就之前的经验来看，一旦“世界文化遗产”这一金字招牌拿到手，随之而来的就是大笔的保护基金，和剧增的旅游收入;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这一“文化政绩”，也是不惜血本的投入，而问题也自然随之而来。

据之前有媒体报道，五台山为“申遗”，对不符合遗产要求的宾馆、商业摊点等各类建筑实施大拆迁、大搬家，直接投入不下二十亿，将一个昔日高山闹市还原成清净佛国。而当“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的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

在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问题也不少。本来社会转型，许多老的民族传统技艺就已经失去了生存发展的环境。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家鹏直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弊端，“一些地方保护意识淡薄，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片面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随意滥用、机械复制、过度开发的现象相当普遍，致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现的某种文明价值，因不合理的利用而中断。甚至一地方借继承创新之名随意篡改民俗艺术，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的确，如何在商业化的大潮中，既找回文化遗产保护的净土，又让文化遗产能够面向市场活态传承，创造经济价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王家鹏希望：“文化遗产保护切忌短视，不必为了一时经济的效益，过分地把遗产申报看得至高无上，“申遗”不是目的，而是保护工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通过这个环节贯彻一个理想的遗产保护的体系，来把我们全国的遗产保护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同时也指出，但这样艰巨的任务只靠政府和研究机构是断然不够的，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是人民，为了这些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它终究需要存在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

传承创新：怎样融入现代生活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严耕对此表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社会公益事业，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文化遗产日的设立表明了保护文化遗产是每一个人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

据朱晓东介绍，今年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设在河北承德，为了让文化遗产能够贴近百姓，文物局策划了众多与民众互动的活动。

“去年在重庆我们遴选出50个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保护的典型事例进行展示，也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决定继续举办。同时也要邀请一部分入选的社会力量参与的典型事例的单位和个人到承德出席主场城市活动，共同度过美好的节日。”再次，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进行美术作品展。“这个展览很有意义，我们此前已经举办过大运河、丝绸之路、土司遗址等美术创作展览，今年我们申报的项目是广西的花山岩画。希望这些活动能够进一步宣传我们的文化遗产，让更多人民群众来喜爱，来保护。”此外，还有文化遗产进校园的活动，使文化遗产融入到中小学生的文化生活里去。

除了宣传活动，文化遗产本身也应与现代生活相融合。秦雷以颐和园的保护现状举例说道：“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自于城市化发展，城市的扩张对于文化遗产周边环境造成的破坏比较严重。原来颐和园周边是稻田、泉水、村落，它们和颐和园一起是很和谐的系统，但现在从万寿山一眼望去，尽是高楼大厦了，这让颐和园这一皇家园林的气质大打折扣，让颐和园和周围现代化建筑显得格格不入。”

原来颐和园周围的村落，都已经搬迁走了，当地原有的村落民俗文化也随之消失，这对整个颐和园的遗产保护体系产生了影响。

据了解，颐和园在“申遗”时，曾提出了文保规划，也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的承诺，这一规划包含了遗产本体的核心区与周围3公里的建设控制地带，对周围建筑的体量、高度、形式、颜色都提出了规划。但是到现在，上级部门仍然没有批复。秦雷对此很遗憾：“这个的确很难，因为涉及周围很多的单位。城市化肯定是趋势，文化遗产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我们怎么也不可能恢复像清代的环境一样，但是这要有一个底限，明确哪些可以改变，哪些是绝对不能破坏的。”

他还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只靠政府、文保单位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重视与参与，让文化遗产能够和它周围现代化城市生活相协调、相融合。”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创新发展、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现代的中国是来自历史的中国、古代的中国，是从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来的，只有了解过去的五千年，才能更好地掌握未来的一百年。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在于它根源于社会生活，文化遗产又是我们国家优秀传统文化最实在、最具体、最直接、最真实的体现。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朱晓东对此阐释道。

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古迹遗址到乡村民居，从传统技能到民俗文化，众多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构成了我们国家记忆的最有力的物证，是城乡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国家的名片。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能够深厚历史积淀，彰显城乡个性，提升文化品位。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都是从总结自己的遗产开始的。”著名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如是说。

文/王韬图/张长通

编辑/张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