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菊干部”、“良宇工资”不再时，上海你用什么说服世人？

唐亚林

3月24日下午到市人大去参加“人大制度与三者有机统一”理论研讨会。从与会的一位市人大副主任口中得到证实，如今各级党组织（常委会、党组）日常运作的制度——“三重一大制度”（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确实是黄菊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时的发明。

也就是说，当初上海的这一发明早就走向了全国，变成了执政党治理国家的一个通用制度——会议议事与决策制度（参见年11月13日《社会科学报》第3版《建构中国特色民主集中负责制》一文）。虽然上海人当初的这一发明，如今知道的人并不多，也面临着如笔者所言的需要进一步从责任制视角去创新的任务，但上海人“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精神，还是值得称道和赞扬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上海能够让国人称道和记住的东西已乏善可陈了——没有好产品，没有好作品，没有好品牌；最近十几年来，更是缺乏好探索，缺乏敢担当，缺乏动真格。社会管理领域还是“黄菊干部”大显身手，虽然已成明日黄花之势；社会发展领域还是“良宇工资”苦苦支撑，虽然也能勉强度日；经济发展领域还是“政府强势之手”起作用，虽然极力想向创新驱动转化；文化发展领域还是“和稀泥的小精明文化”充斥在表面文章的泥淖之中，虽然提出了国际性文化大都市之口号。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上海无论是在曾经引以为傲的“上海制造”方面，已大幅落后了，而且在各种制度创新方面，也都乏善可陈，还是在“吃老本”、“吃老底子”。问题是，“老本”“老底子”都快吃光了，今后哪能办？

“黄菊干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率先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先是纺织行业压锭，约40万纺织女工下岗，而后是各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又有一大批工人下岗。在近万下岗工人中，约有40万是“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被称为“人员”。这些人基本属于老三届，经历过上山下乡（插队）、文革、返城等曲折，学历偏低，家庭成分较为单一，多半处于社会底层，但阅历丰富，能力很强，其中一些优秀政工干部与工人，被选拔充实到各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成为“小巷总理”，如今因年龄原因，都面临着全面退出的境地，从而导致真正了解基层社情民意并善于做居民工作的社区干部队伍出现青黄不接和断档之局面。

“良宇工资”：陈良宇在黄菊之后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年9月被免去职务，并被立案审查，年4月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上海公务员系统与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至今仍维持陈良宇任市委书记时期得到大幅提高的水平，虽然期间物价房价一再攀升。一个可资对比的数据是：笔者的一个老同事教授去年退休，其退休金在元左右，笔者的一个苏州大学老朋友教授，其退休金已然达到多元，说明江苏的工资水平已超出上海一大截。

《上海有什么好》

上海有什么好？

唐亚林

题记：

此文写于年11月26日（如今时过境迁，随便吃喝之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特此说明），首发于《会飞的鱼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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