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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成兰印象”之我观

曹仙源

徐州才女袁成兰《澄蓝作品集》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徐州市人民政府会议中心举行，名家云集，好评如潮。笔者有幸受邀，再次前来会友、拜师、取经、观光。重温“成兰印象”，思绪纷纭，五内沸然，难抑激动，亦有话欲说、必说、再说，非说不可。

女侠之“侠”

袁成兰女士早有“彭城女侠”之誉。女侠也者，原本以为是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双枪老太婆”似的巾帼壮汉，却原来只是一位年届耄耋，且福体不满百的清瘦大姐。其侠气不在外象，而在其金石般内质——

一为骨气。古云“君子不器”，即言人之所以为人，就应当作为真正意义的“人”而处世，该刚则刚，而不是作为工具而存在。成兰有才女之称，书画诗文，件件皆能，可就是缺点“政治头脑”，不屑玩“政治动作”。因其做人的原则定格为：人格独立，思想独立，行为独立。一如当年市委书记孙家正同她谈话，这送上门来的“马屁”她不拍，却一口气进谏整整10大条，共列举了包拯等10大历史典型，叫这位执政党的当地“一把手”好好学习。这哪里是领导找她谈话，分明是她在给领导上政治课，上演的是一出“子教三娘”嘛，好一个“大胆的女人”！

二为豪气。袁成兰“能忍恶人害我，难忍好人受害”；“见了‘大人’不小，见了‘小人’不大；‘大人’若比我大，我比‘大人’还大；‘小人’若比我小，我比‘小人’还小；既不想得到什么，也不怕失去什么；只知人生有路，不知人生有墙”。她闯祸不怕天大，敢于公开点名道姓，撰文公然向徇私舞弊的顶头上司——徐州市文化局原局长吴某叫板；闻听一个女青年被所在县委书记强奸，还被破天荒地说成是“因公强奸”，即连夜愤然上书省领导，又智呈国务院、党中央，终于把那个“小国之君”送进了监狱。她两眼向下，情牵弱者，相继为被逼疯的农村姑娘、遗弃的老人、沉冤狱中的教师、遭过多负担重压的老实农民等写状、奔走、呼号，让其相信“你至少还有我”，大有“天塌地陷有我老包”之概，人称“女济公”“女宋世杰”……不佞则一语以名之、颂之曰：平民英豪！

三为大气。成兰倾囊在香港、台湾等地多次举办诗书画展，付出的是个人实实在在的积蓄，收获的只是身外渺渺茫茫的社会效益。办完香港诗书画展，她曾如是自我调侃：“辛苦几十年，存了几千元，办个诗画展，倾家又荡产”。在年的银川会议上，她主动接过举办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的接力棒，打破门户之见，以春天般热情广邀全国杂文界同仁抵达徐州切磋、交流，车接车送，将那次会议开成了罕见的规模大、规格高、人数多、气氛炽热的盛会。对于提前赶到的同志，她亲自到车站迎进家里餐宿，尊为稀客；对于手头拮据的文友，她特意优惠，实行“减免政策”；对于随往的同仁夫人，她视同姊妹，关顾有加。

四为义气。知恩思恩，涌泉相报，是为我中华民族上下五千余年的传统美德，成兰于此也作出了榜样。其专著《澄蓝杂文》，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新设“颂美德”板块，入选了29篇衷心颂扬开明领导、家乡父老和诸多同仁的美文，情深深，意浓浓。谁说这杂文只有否定，没有肯定，面目可憎？它只不过是，当歌则歌，该批必批，如此而已！

五为朝气。年的徐州会议从获批到召开，不到两月。其间，成兰一马当先，亲力亲为，凝聚一班人马，紧锣密鼓，一天忙碌近20个小时，这不是一般常人，而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工作狂、永动机！同时为会议出版发行了四部大著、两期《徐州杂文》，洋洋洒洒逾万字。其四部大著中，《百家杂文》乃全国杂文界同仁多年的共同期盼，终于在成兰手下得以催生，成了现实。甘肃省杂文学会会长吴刚称颂袁成兰为“社会活动家”，信也！从“袁成兰”们身上，我们进一步领悟了“人要有一点精神”的教诲，服膺了“革命人永远年轻”之说，胜读数年书。

奇案之“奇”

回头再看看以袁成兰为“被告”的所谓杂文奇案，奇就奇在连常人（乃至小学生）都心知肚明，这是一起压根儿就不能成其为“案”的一案，纯属官员公权私用，擅权妄为，仗势肇事、滋事，乱点鸳鸯。如果有种，真要立案，就只能将被告与原告换位，让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事实本来十分（不是九分）清楚，袁成兰就不过是根据全国各地早有五人在报刊揭发的“梅花奖”舞弊材料，有感而发，稍事述评述评，发表了一篇不满千字的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罢了，何错之有？更何罪之有？！退一万步、两万步，即使有错、有罪，诚如她自己所诉，也只能排在第六位，首当其冲的不应是她。可就是这么一个事实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根本不成问题的问题，不期当局上下其手，竟对一位年老体弱的女同志兴师动众，居然酿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亏老先生想得出、下得了手！如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幕的重演，令人不禁欲问：到底“今夕为何夕”？所在“有关方面”囿于自身执法水平低下耶？还是迫于管官的官泰山压顶耶？应当说，这倒是一个正宗值得反思的大是大非问题。

按理，一个地方的文化局局长，八竿子也打不到当地“两院”，故而“两院”也根本不会看你文化局局长的脸色行事。可在袁成兰一案中，硬是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个中究竟有没有“难言之隐”？又有何“难言之隐”？延至今日，有关人士似乎依然三缄其口。也许是沉迷于“尊者讳”，也可能是“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或曰“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更有甚者，肇事、滋事者辈竟然还敢冒全国知名人士“康凯”之大名出黑书，并蒙蔽、串联、煽动60位教授、学者、专家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竭尽谩骂污蔑之能事，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直叫人匪夷所思，百思不得其解！

显然，在权力机制依然照转不误的严峻情势下，“我的地盘我作主”，还有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在其“一亩三分地”内，是可忍，又孰不可忍？！如是看来，那场“文化大革命”只能说是“空前”，尚不能说成是“绝后”，提醒世人不可不高度警惕！

法外之“法”

毕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袁成兰案中，当被告的虽然只有她一人，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