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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只时间的渔鹰，飞掠过水面，偶尔打捞起一些残缺不全、面目不清的记忆，拼凑出一个粗枝大叶的机床厂。

▲年度机床厂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合照里有许多熟识的面孔。三排右7，是我父亲。

我记忆里的机床厂，在浣纱江边，城区的老人们，都叫它“泰山庙”。

其实泰山庙，是年代很久远的事情。年，大跃进，厂子搬进去前，已是诸暨简易师范的旧址了。

厂的背后，是金鸡山，厂的前面，是浣纱江。

厂的右手边，隔着一些田地，便是化肥厂。

厂的左手边，紧挨着的便是鸬鹚湾村。

按中国的风水学来说，靠山面水，这样的选址，应该是风水的上乘之格。

▲图片来自网络

现在，机床厂不再，化肥厂不再，鸬鹚湾村不再。

只剩下一个很现代的西施故里，和岸边的一棵老樟树。

机床厂门口的那棵老樟树，现在依然枝干遒劲、苍翠挺拔。

机床厂原工会主席冯伯年，当年曾经找木模车间有经验的老师傅，查看过它的树龄，测算树龄大概在年以上。

▲图片来自网络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樟树因为中空，不知道是有人丢了烟蒂，还是香烛燃着了火，反正是烧过一场大火。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它的生命力。

遇佛节，诸暨民间，老太太们，常在老樟树下，点上红蜡烛，烧上香，进行祭拜，不知道是拜泰山菩萨，还是拜樟树娘娘。

在我心中，它是一个亲切的符号，每次看到，都会想到机床厂的前世与今生；它深扎在记忆的肌肤里，平时早已忘却，只是不经意间，偶尔碰到，它还会提醒你，肌肤里还有那么一颗细细的刺依然存在。

说到机床厂，是必须要说到厂门口的老渡船的。

年浣纱大桥落成前，机床厂门口，老樟树下，有一条羊肠小道，既滑又陡，雨天更甚，稍不留心，就会滑个四脚朝天。

这条小道，从江堤，斜斜地插到江边的渡船埠头。

渡船，是那种两头尖的小船，状如一枚劈开的桃核，狭小而修长。

早先，渡船埠头建在机床厂与化肥厂面前的桑园田里，义渡凉亭边上，抗日战争期间，这片桑园田，是日本兵的训练场。解放后，桑园田依旧，政府新建了三十六洞，义渡凉亭没了。

而艄公，从来都是鸬鹚湾人，从小捕鱼，识水性，属浪里白条。

▲图片来自网络

船靠岸边，艄公立于船尾，警告每位上船的客人，不要剧烈晃动，客人要分坐船体两边，平衡船体重量。

老船客有经验，上了船，也不坐，迎风而立，如大侠，很有风度。这让我很是仰慕。

我们没有经验的，上了船，便老实地端坐在船舱中间的隔断横板上，双手扳着船舷，一脸紧张。如果遇风浪，船便会往上游绕很大一个圈，再靠到对岸，而且较与平时，船体晃动很大，更是令人担惊受怕，从此岸，到彼岸，早已脸色苍白，如渡生死劫。

早先时，单趟船票价2分。上船之后，船客便往艄公面前的铝饭盒子里一扔，艄公面无表情，若视无睹。扔币、收币，这之间，鲜有交流。

也有熟识的常客，艄公不收分文。

后来船票价不知道涨了没有，据还在机床厂工作的学生黄烨回忆，他们上学时，船费应该是包月的，学生刷脸上船，不受次数限制。

当年，我从一个青涩少年，走向青年。

江的东面，是父亲任职的机床厂。江的西面，医院背后的高道地村，是我舅舅家。

很多次，我立在江坡，脚下是开满小黄花的青草地，张望着江对岸，心思如云。

年底，父亲突发脑溢血，就是从这个渡口被送往对岸的医院。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坐过这只渡船。

很长时间里，那叶扁舟，是来回于江东和江西之间的一枚针，缝合了我从少年到青年的时光。

少年时期，去机床厂，大多都是寒暑假期间，所以，在机床厂里，我少有同龄的玩伴，很多时候，我都是享受一个人的孤独。

而孤独，其实是件很好的事情，它能让你更加细腻地去体味每一件事物，更多地将情感指向自己的内心深处。

所以，我在机床厂，闻到了只有机床厂才有的气味，那是一种钢铁的气味。

▲图片来自网络

这种气味，是留在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一种气味，有点厚重，有点生涩，如生命这张宣纸上留下的枯墨，只轻轻一笔，便永留痕迹。

每次进入厂内，闻到这种气味，就有种莫名的亲切感。哪怕过去三四十年，偶尔进到机械行业的厂区，依然能迅速捕捉到这种特殊的味道。

那时的机械配件，甚至是一地的钢铁渣子，都是我的玩具，还有那有着很厚胶皮轮子的推车。我可以将机械配件，搬上车子，又卸下车子，我可以推着这些机械配件，在厂里到处转悠，乐此不彼。

厂区角落，荒芜的草地，有着许多断砖，翻开断砖，有时可找到蛐蛐。于是，我可以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些地方，静静地等着蛐蛐发声。抓到蛐蛐后，用一根细长的线，拴住它的细腿或者身子，像牵着一匹跳跃的小野兽，看它在青草地上，仓皇奔走。

机床厂与化肥厂之间，有个水泵站，水泥砌成的池子，有粗大的管子，贴着池子的边缘进出。看上去，这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水域。当时，并没有立上“水域危险”之类的标语，这里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折一根细细的竹杆，系上一根细线，然后将针弯钓钩的模样，串上蚯蚓，垂于其间，我的记忆中，好像不曾钓上过鱼，但虾却是挺多的，老一点的虾，颜色较深，特别是两条大钳，很有沧桑感，幼虾则通体透明，细细的虾钳，缺少力量，幼虾就生吃，入口，味淡，如喝了一口稍有腥味的水。

在机床厂里，我闻到的另一种气味，就是盒饭特有的香味。

▲图片来自网络

我与父亲，合吃一个饭盒子蒸出来的饭，打开后，我闻到一股早米饭特有的清香。父亲总是划一半给我，放进我的盆里，然后再多分二勺给我。

那么多年过去，父亲早已过世，但我依然能从记忆中，一眼就分辨出父亲的背影，瘦小，干净整洁，规矩地排在买菜的队伍中，我还能清晰闻到榨菜蛋汤里鸡蛋花的清香。看着父亲端着两个菜盆，走向餐桌。

五月下旬的某个下午，偶有小雨飘过。

我开始走访机床厂的一些老人。

我在蠡湖新村机床厂的宿舍楼里，见到了冯伯年。

因为他比我父亲年小，所以，我一直称他冯叔。

冯叔，今年84岁。

▲冯伯年

年，诸暨县工业机械生产合作社（机床厂前身）成立工会，县委工作组的任成甫兼任工会主席，14岁学徒、打铁匠出身的冯伯年被选举为工会副主席，主持工会工作。这时，离冯进厂两年。

冯在工会主席的位置上，一干就是36年，直到年退休，在其任上，历经12任厂长，8任书记。

人称机床厂的一本活字典。

冯除步履缓慢、行动不便外，耳不聋眼不花，而且思路敏捷，还能扳着指头，把机床的前生今世讲述得清晰如缕。

▲年轻时的冯伯年

年，是机床厂的缘起。冯伯年告诉我说。

诸暨县城里7个工人，7把榔头，自筹资金，在太平桥往东的路中央，租了两间屋，成立了一个“铁业生产互助组”，一年后，又有14家铁匠店，合并进来，组建了“铁业生产合作社”。

年，人称“红色资本家”的裘炳泉，将其“大同铁工厂”（现供电局为其原址），连同2台手摇车床一起，合并进了铁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诸暨县工业机械生产合作社”。

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产业工人进入，这些人主要来自于打铁店、乡镇的碾米厂，自行车修理行等，到年已有名产业工人，我父亲赵孝水也在其中，他原先是直埠碾米厂的，年进厂，成了厂里的机修工。其时，合作社还从萧山机厂（修造机车的工厂）弄来了旧机床和旧刨车，搭起了机械厂的架子，结束了诸暨县配一颗螺帽要从杭州宁波去买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诸暨机械工业的发端。

年10月，成立诸暨县通用机器厂。年7月1日，成立诸暨县机床厂。

这是一场从一穷二白开始的长途奔跑，期间，历经磨难、曲折，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年10月，诸暨县机械工业生产合作社蕃薯刨丝机试验成功。

从冯伯年收藏的一张照片里，我看到，年10月，县机械工业生产合作社蕃薯刨丝机试验成功，县联社领导亲自到现场组织验收。现在看，这种产品的试制，无异于小孩办家家，让人忍不住想笑，但从当时的技术、设备、人员来看，这已经迈出了诸暨工业史上，很大、很坚实的一步了。

这以后，年10月1日，CQ普通车床研制成功，厂里专门向县委报喜。年，开始正式制造普通机床。

岁月是一列没有回程的火车。

所有的过往，都是窗外一晃而过的风景，有些被人记忆，有些被人忽略，而第一代为诸暨机械工业作出过贡献的人，许多已在列车行进中，下车了。

▲参加县业余文艺创作调演留念。

冯伯年退休后，一直热衷于画画，这是工会主席任期，负责宣传留下的一种爱好。我们小时候，曾在机床厂的食堂里，看到过他画的松鹤长青图和老虎图。

那天，我在他的小画室里，又看到这些题材的画画。

七十年代初期，当我还是一个瘦脚伶仃少年的时候，就经常以狂野不羁的形象，出没在机床厂的角角落落。

▲图片来自网络

机床厂进门右拐，就是一篮球场，球场旁边就是机修车间，紧挨机修车间的，是低矮潮湿的食堂和浴室，这才是泰山庙的真正原址。

父亲的宿舍，就在机床车间楼上一侧的厢房里。

我一忽儿楼上，一忽儿楼下，如一只不知疲倦的蝙蝠，不断飞翔于机修车间和楼上的宿舍之间。

记得那木楼梯整个颜色是黑乎乎的，估计上面全是铁灰，一摸，手上全是黑的。

上得楼去，经过一段过道，跨过一个门洞，一侧就是宿舍了。

宿舍逼仄，只容得下两张床。

与父亲同宿舍的工友姓周。

暑假期间，少年不愿午睡，常独自一人溜到车间，开机床玩，那时候的机床特简单，按键很少，绿键启动，红键关闭，往前进刀，往后退刀，一目了然。

整个车间极安静时，突然机器声轰鸣，闹得大家午睡不安稳，父亲又怕我撞了刀架，所以警告我不许再去开启机床。不能开机床玩，于是就开始用断掉的钢锯条，磨小刀玩，也扔棉纱玩，结果不小心将棉纱里的铁沫子，弄到了眼睛里，被送到医务室，吃了不少苦头，所幸没有大碍。

▲图片来自网络

按现在的说法，机修车间应该是一个“大伽”云集的地方，一批老师傅大都实践经验丰富，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独门绝技。

人称“大胡子”的周仕元，老家马剑，出身小炉匠，解放前曾在金萧支队枪械所修过枪械，他和杨忠武两人，是机修车间的门面，属于高级别的钳工。

其他老师傅，在某一方面，都有所长，如杨多根精于摇臂钻床，方礼根精于铣床，而我父亲赵孝水则精于磨床，他对于磨床的平行度、垂直度的把握是独一无二的。

机修厂间最强盛期间，据说，是郦志先任车间主任的时候，机修车间扩大到精工班、大修班、工装班、电工班、试制小组等不同班组，总人数大概在六、七十人左右。

机修车间也是出人才的地方。

现在主政机修车间的是我父亲的徒弟孔立波，那天我去机床厂，他来陪我吃饭，两人相见，都是白了少年头。

另一个很出色的人物，也是我父亲的徒弟，叫何伟均。

大家评价何伟均最多的一句话是：忠厚、老实、勤恳、会钻研技术。

师徒相传，他完全继承了我父亲的那种类型，不善言辞，没有理论支撑，但却极认真、勤奋、低着头不断研究，动手能力极强。现在，何伟均已是厂里难得的技术型人才，任装配技术总指导，也是股份公司的职工监事。按公司副总周志义的说法，这种人是国家的财富。

骆一峰，现在是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的老总。

从高复班同学起，我一直觉得骆一峰是一个腼腆，斯文、温和、厚道的人，根本不是个仗剑行江湖的人。没想到，他却挑起了机床厂厂长的重担。

年10月，我们开始在绍兴师专课堂上，听老师讲现代文学的时候，骆一峰因高考几分之差，支工去了机床厂，在精工车间做车工。那一年，机床厂面向社会招了名新职工，他就是其中的一名。

一年后，骆一峰去了财务部，接着去绍兴财政干校进修学习，从成本会计、主办会计，到副厂长，到年接任机床厂厂长，年体制改革，他接着任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老总。

二十余年的机床厂一把手做下来，骆一峰依然温文尔雅，没有一点锋芒毕人的感觉。

我问他，主政机床厂那么多年，你最大的动作是什么。他笑笑，很认真地回答我说，要说最大的动作，那就是没有大的动作，坚持我们的主业。当然围绕他所说的主业机床，他有了“五品战略”，新品、精品、多品、终端产品、行业专机产品，于是也就有了他们的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等高端、精品机床。

前几年，因整个机床行业形势下滑，机床厂也深受其影响，从去年开始，机床行业回暖，凯达机床的形势也不断趋好。

骆一峰说，这样一个老厂，一个行业的领头企业，一定要让它存活下去，而且要活出个样子。这是他目前最大的压力，从他不再年轻的脸上，可以看出这些压力的痕迹。

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早已移址城东。

从企业的行政楼下来，厂牌条石背面，朝向行政楼大门正门，依然刻着骆一峰初上任时提出来的二十字方针：抓精神文明，按章法管理，出新品精品，创品牌效益。

▲现在的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而与骆一峰搭档的副总周志义，是一个老机床厂，因为他出生在机床厂的宿舍里，按这样算来，属虎的周志义，应该在机床厂生活了整整56年。

他是和骆一峰同一年进厂的，只不过他进厂性质和骆一峰不同，他是替职进去的，因为他父亲也是机床厂的老一辈，一直在铸造车间工作，翻着铁砂。

周志义并没有继承其父亲的翻砂职业，他走上了一条更为丰富多彩的道路。他干过装配，进过机修，做过销售，后来又到省总干校脱产学习，接着从销售到了厂办，从厂办主任到了副总。

据说，周志义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角色，会拉二胡，而且二胡拉着很是出彩。只是他父亲去世后，他的二胡就搁下了。还会写一手漂亮的空心字。这些我都没有当面印证，但他的记性真的出奇的好，他能点着我带过去的“一九七七年度工业学大庆先进生产（工作）者”合影照片，说出厂里许多老人的名字，记得厂里每个角落的花草树木和钢铁机械，他甚至记得当年铸工车间墙上，写着的毛泽东批示的“鞍钢宪法”。

▲图片来自网络：早期老机床厂的工人工作场景。

他还和我共同回忆了一条曾经的小铁路。那是机修车间外侧，一直延伸到铸造车间的小铁路，由钢轨和枕木铺就，如同原来铁路工区行驶在铁道上的平板车一致，使用杠杆原理作为动力。我和父亲，曾经玩兴很浓，丢掉了一串钥匙，周志义右手小臂上有一道疤痕，是在小铁路玩时留下的。七十年代末期我去厂时，这条小铁路已经拆除。

骆一峰和周志义，都是年代进厂的，这批留在厂里的人，大都成了机床厂的中坚力量，坚守着机械行业的一份执着。

年代进厂的这批年轻人，经历了中国经济的复兴，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初始时期。特别是日夜不息的思想潮，更是冲击了刚刚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年轻人，许多勇敢者，便有了更多的选择，扑进大潮中，或英勇搏击，或沉浮漂泊。

▲图片来自网络：早期老机床厂工人在切磋技艺。

八十年代，百废待举，许多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从几个大型国有工厂里抽调人员，充实自己的力量，机床厂、化肥厂、绢纺厂、毛纺厂、丝织厂等一大批有志有为的年轻人被选拔，走出了工厂。这其中，有些到了财税、有些到了工商，有些到了公安，等等，这批人，大都在新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事业有成。

傅钦，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傅钦是我父亲带着的最小的徒弟，与孔立波、何伟均为师兄弟。

这是个性狂放，霸气十足的年轻人，一米八十多的个子，长头发、大胡子，喜欢篮球、喜欢拳击，是一个惹事生非的刺头，因为与人打架还吃过警告处分。但他同时也喜欢书法、绘画，出得一手好板报。总而言之，当时，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小伙子。

年，傅钦通过全省性的招考，走进了公安队伍。据说当年，诸暨只招考50名公务员，他和他妹妹同时顺利过关。

他从交警到刑警，并迅速成长为当时公安系统的一名优秀探长，参与了“金三角枪击事件”等重大案件的侦破。

▲图片来自网络

或许天生就是不安稳的血液，在大家觉得他很有成就的时候，他却一转身，“扑腾”一下就下海了，造桥造路开发房产，干得虎虎有生气，因为招商引资，还被市政府奖励过。

虽然，他有着电大的工程管理和中央党校法律专业本科文凭，但初见面的人，依然会凭外貌，以一介武夫来定义傅钦。

近几年，我与他接触较多，所以常听他吹牛，他居然能随口背诵老子的《道德经》、《论语》等名篇里大段大段的文字，这确实让我大为惊讶，也让我叹服。

一转眼，他又舞文弄墨，开始自学书法和国画，书香门第给予他的学养，包括先天的禀赋，居然让他的作品有模有样起来。前段时间，他的画被荣宝斋副总、荣宝斋画院院长唐辉所赏识，破格录取为荣宝斋画院山水画高级研修班学员，现在他居北京，开始他的北漂艺术生涯。

成长于八十年代的这批人，注定是不甘于寂寞和平静的这么一群人，他们与时代一同成长，一同经历，一同痛苦，一同欢笑，现在他们都开始走向中年大叔，但他们依然，会在努力中奋勇前行。

黄宇华和戴明珍，都是属于机床厂的老人。

在戴明珍女儿钟磊家里，我与他们两人共进晚餐，听他们说些机床厂的故事。

黄宇华依然性格毕现，喝酒豪爽，语言风格犀利。这个毕业于浙江化工学院化工专业的学生，却分配到了机床厂工作，七十年代末期，其主笔的一篇大字报和一段经历，让其惹祸上身，年1月11日，被隔离审查，7月7日被押送回老家璜山改造劳动。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了两年牧牛生活，重返机床厂后，依然拉了很长时间的板车。

而戴明珍从部队回地方后，先到卫生系统工作，后转到机床厂任厂医。二十多年后，我在斯宅的乡野里碰到她时，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机床厂的厂医。而戴医师的女儿钟磊，自小在机床厂长大，后曾在机床厂上班，开着机床厂唯一的一辆铲车，在厂区里转悠，一次搬运重物时，被砸到了自己的头上，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疤痕，也算是机床厂给予她的一个纪念。

那个傍晚，有许多往事，如风一般，吹过树梢，这些与机床厂或多或少有过交结的人，将酒和往事，一同喝下，内心的情绪也面红耳赤。

▲几十年后，老机床厂职工的聚会

60多年的历史之河，淹没了太多的人和事。

我只是一只时间的渔鹰，飞掠过水面，偶尔打捞起，一些残缺不全、面目不清的记忆，拼凑出一个粗枝大叶的机床厂。

但不管如何，这也算是对机床厂的一份怀恋。